“横看成岭侧成峰，雅德学识总其成”，这是突然从脑子里蹦出的两句话，前七字出自苏东坡，后七字出自笔者，用来形容李增德教授截至目前的人生是再贴切不过了。2014年5月20日，校史编辑室一行4人到居住在广州天河小区闹中取静的寓所拜访了李增德教授。老教授时年97岁高龄，腰不驼，眼不花，耳不聋，思不紊，与我们谈话娓娓道来，且时髦语言不经意间脱口而出。李老有这样的晚年状态，与他一生在丰富经历中磨砺、在多重阅历中思考、在动脑动手中养生所分不开的。现今的老教授，是曾经几多风雨后绚丽多姿的一道彩虹，显一种集雅、德、学、识于一体的大家风范，成一座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学界精英。

（一）主要生平纪实

出生书香门第

李增德，曾用名义可、蓝天，1917年5月28日出生于北京，祖籍浙江杭州，后全家随祖父迁居苏州。祖父为幕友，曾在山东为官，曾结婚两次，原配生有弟兄4人。其父李广诚，字仲华，排行居仲。李广诚1904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书院，后曾在太仓吴淞任教。1912—1928年供职于北京清华学堂，1921—1922年任驻美留学生监督处秘书，1924—1941年任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干事。

李增德在家中排行第五，上有3姐1兄，下有2弟2妹，家庭经济来源主要依靠父亲的薪水，因家庭人口多，因此无积蓄，亦无恒产。其父在清华工作时，月入约300元，这在当时是笔不小的收入，因此，全家生活尚算宽裕。

据李老相告，李母生性软弱，不识字，亦不善理家，对子女均十分疼爱，大部分家务由外婆代庖。父亲李广诚受美化教育的影响，遂在家中对子女不加过分约束，任其自由发展，在家中亦不谈政治，乐天安命，不与人争，对公益事业极为热心，公私分明，生活朴素，信仰基督教，对穷人极富同情心，对人没有架子，重视劳动，具有博爱精神。李增德兄弟姐妹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成长，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长大成人后均有体面的工作和优裕的生活。

就读育英中学

李增德自小学起就开始读英文，中学时期开始写英文日记，离开家后和家人通信也用英文。李广诚1928年离开清华到北京市任职后，1929年9月—1934年6月，李增德就读于北京的一所教会学校——育英中学。在中学时代，李增德在音乐和体育活动方面的才能得到充分发展，曾得过网球冠军，也曾参加学校歌咏队，跟随音乐老师到上海和杭州等地巡回演出。在各门功课中，他最爱的还是英文。其时，英文课由一位美国女教师执教。李增德上课前认真预习，上课时精力集中，更兼英语基础打得早，所以英文成绩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

考入清华大学

李增德中学毕业后轻松考入清华，1934年9月——1937年7月，就读于北平清华大学经济系。之所以选择经济专业，主要原因是为了便于就业，可以学以致用。大学阶段，李增德加入了军乐队、歌咏队、网球队，比较活跃。以前，李增德受家庭影响，对政治不大关心，但此时的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际，所以他开始关注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他曾用英文发表演说，题目是“中国自救之路”，主张教育救国，并在燕京一家杂志刊出。用李增德自己的话来说，当时确实“颇以为荣”。

1937年七七事变前，父亲李广诚因公赴沪，他们一家也随父乘火车南下，到苏州投奔叔叔李广勋，车抵苏州时，北京沦陷。

奔赴西南联大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许多同学仍往内地继续学业，李增德因经济原因辍学，起初到上海的一家伤兵医院工作，上海撤守后编入一家洋行担任记账，月薪25元，致此产生被剥削感。1938年，李增德被洋行派驻香港，开始了独立生活，其时月入港币60元，生活十分艰苦，时常需要有人资助。因香港来往同学很多，便产生去云南昆明继续完成学业的念头。1939年夏，李增德脱离洋行由越南转道昆明到西南联大经济系继续就读。

就职中国银行

1940年9月西南联大毕业后，李增德为了解决生活问题，经招考进入中国银行，两个月后即被派往缅甸。那时中国的海上门户先后断绝，自从越南切断后，中国的经济愈加困难，当时只有苏联真正无条件地援助中国，英国尽管答应开放滇缅公路，但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外加日本的威胁，滇缅公路在1939年曾经实行禁运。根据李增德回忆：“我去缅时，禁运将告终，为了协助输入物资，滇缅公路上各据点都遍设中国银行。”李增德此行目的地原是仰光，但在经过腊戍时被当地中国银行的主管留住，担任司账。由于业务的关系，他在腊戍这个小镇上，目睹了它“从衰退到全盛的过程，我看到了冒险家靠这条道路发财，也看到同学作包工致富，还有不少官员亦官亦商地装满了私囊，其中赚钱最多的自然是享有特权的英国人。我对这些人的财产都了如指掌，因为每天的传票都经过我手。”那时，日本侵略军在东南亚横行霸道，1942年3月8日占领仰光，同日，中国远征军第200师到达同古，开始接替英军防务。随即，李增德随中国银行腊戍分行从腊戍撤退到昆明缅甸驻昆处。为避空袭，1941年5月——1944年5月，李增德在中国银行任昆明缅甸驻昆办事处办事员。先后在昆明城内和乡下清理未了清的账目，也就在此时，他认识了在西南联大读书的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梁妙如女士。1943年，李增德参加了陪都重庆教育部组织的自费留学考试，同时又参加调入中国银行重庆分行国外部和调纽约行工作的考试，都获得成功。1944年5月——1945年3月，任重庆中国银行国外部办事员。

留学美国密苏里大学

1945年3月12日，李增德怀着读书救国的理想，从重庆转道加尔各答，再由孟买乘船赴美留学。在将近2个月的旅途中，李增德思考很多，他面对浩瀚的太平洋，忽然厌倦起银行的数字生活，他想到中国将来要实行民主，报纸将是一个重要的反映民意的工具，且过去他又嗜爱文学，何不改行从事文字生涯？于是李增德决意改学新闻学。

由于在中国搞新闻的都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因此李增德读完了暑期学校后便转入密苏里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也就是在那里接触到思想进步的人，并通过他们读到一些进步刊物。“在美时曾看过不少揭露美国新闻内幕的文字，知道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秘密，经常和美国人谈话，知道不少美国青年并不满意这种生活方式，他们中也有公开表示羡慕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认为那才是真正幸福的人类社会。他们看到有些中国学生挥霍无度没有节制，便认为这些中国学生一定是资本家的子弟。初到美国时，我也曾写文章歌颂美国文化，称之为“伟大的熔炉”，但在大都市观光以及和一般知识分子谈话后，我的崇美思想已大打折扣。”李增德在美学习期间，国际国内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国际上各种思潮也都在学校交相汇集，这都引起了李增德的思考。他不仅增长了见识，增强了分辨是非的能力，还逐步加强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经过一年半的研究生学习，完成学业后，获新闻学院文科硕士学位。李增德于1947年2月3日离美，19日返回到上海。

二度暂栖中国银行

回国后不久，在北京短暂工作。5月，李增德与梁妙如女士在北京饭店订婚，同年7月10日在北平北京饭店结婚，梅贻琦校长和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为他们证婚。不久返沪，在上海中国银行国外部工作，直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

新中国后参与筹建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增德感到欢欣鼓舞，“十分兴奋，……觉得今后可以重振旗鼓，在新社会中做新人。”鉴于李增德教授具有较强的业务能力、精湛的外语水平、新国家新气象被激发出来的工作热情，1949年11月—1951年9月，被调到北京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工作；1951年10月—1952年5月，随中国代表团赴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开展工作，任秘书；1952年5月—1961年5月，调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工作，参与筹建，主要担任翻译。

支援安徽建设任教安徽财贸学院

1961年5月—1970年9月，从北京下放到合肥，并安排进入安徽财贸学院；1970年9月—1979年6月，其时由于安徽财贸学院改为中专，被调入蚌埠市第九中学担任外语教师；1979年7月—12月，担任合肥工业大学外语教研室教师，主要从事教师外语培训工作；1980年1月—1988年12月，又被组织调回安徽财贸学院工作，先后担任副教授、教授，外语教研室主任，直至退休。

1981年11月李增德老师被评为副教授，1986年12月晋升为教授；1987年担任安徽省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还曾担任蚌埠市政协委员、蚌埠市英语研究会顾问等。

退休后，李增德教授仍承担了安徽财贸学院和蚌埠医学院研究生英语教学工作，继续担任安徽省高等院校职称评审专家、蚌埠市翻译系列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蚌埠市第七届政协委员、蚌埠市英语学会理事长、蚌埠市演达外国语学校顾问、安徽省水利科学研究所顾问、安徽省翻译家协会理事、蚌埠市清华大学校友会名誉理事长、蚌埠市政协老委员联谊会委员等多年。

（二）一生难得有“三最”

在与李增德教授的交谈中，他认为自己一生中有“三最”：最值得骄傲和感到最幸运的一件事是为周恩来总理担任翻译；最怀念的人是我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创始人兼领导人冀朝鼎；花甲年后加入共产党，实现了自己人生的最大愿望。

一生最值得骄傲的事：为周恩来总理做翻译

李增德教授1947年从美国学成归国后，不久便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新中国成立不久便投入到火热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由于李增德英语水平精粹高超，长期担任英语口译和笔译工作，使他的才干得到极大的发挥。1951年，随同我国外交部领导冀朝鼎赴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丹麦等东欧国家参加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的筹备和翻译工作，时间长达半年之久。1951年至1952年间，先后两次随中国代表团参加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和维也纳世界和平理事会，担任同声传译和口译。1959年，英国波以德·奥尔勋爵夫妇访华时，陪同勋爵夫妇赴梅山水库等地参观访问。此外，还曾分别为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南汉宸等中央领导担任口译。在中国贸易促进会工作期间，多次陪同各国贸易与和平友好人士赴祖国各地参观访问。在担任翻译的人生履历中，最让他感到骄傲和幸运的是为周恩来总理担任翻译。

解放初期，李增德教授在北京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做翻译工作，因而不时有机会见到敬爱的周总理。据李老回忆，1951年，他作为工作人员参加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午夜时分上机后，他们接到周总理亲笔修改好的大会发言稿，心中无比激动。周总理修改过的文稿，笔迹刚劲有力，除了方针政策性的修改外，甚至连一个顿号、一个逗号都改得一清二楚。周总理对工作极端负责的高贵品质，深深地感动了代表团每一位成员。

抗美援朝开始后，美帝国主义灭绝人性地在朝鲜战场上使用了细菌武器。为了向世界人民揭露美帝这一滔天罪行，我国在北京举办了美帝细菌武器展览。周总理也在百忙中参观了展出。在观看展览中，周总理详细询问并记下十几种细菌名称。周总理就是这样在对敌斗争中亲自去掌握第一手材料的。

最使李老难忘的是1956年10月，他为周总理当翻译的情景。他回忆到：

我在周总理会见英国波以德·奥尔勋爵夫妇时做翻译。那次会见是在奥尔勋爵夫妇一行参观了安徽梅山水库、武钢、上钢……并会见了水利部、农业部等部门的负责同志后。那天晚上夜已深了，会见是在中南海西花厅进行的。劳累了一天的总理依然是容光焕发，精神抖擞。当奥尔勋爵夫妇一行的汽车缓缓地驶进中南海，停在大厅门口时，周总理满面笑容站在门口招手欢迎。在一小时的会见中，周总理一面全神贯注地静听奥尔勋爵夫妇一行所提出的问题，一面侃侃而谈，阐明新中国在对外关系中的一贯立场，并一一回答了奥尔勋爵夫妇一行的问题。敬爱的周总理就是经常这样整夜地接见外宾，为贯彻新中国外交路线不辞辛苦地工作。

“记得在那个幸福的时刻，开始时我精神紧张，但很快周总理平易近人的态度就使我平静下来”。周总理自己的外语水平很高，对翻译的要求也是严格的。在谈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制度和平共处”时，周总理反复推敲“制度”这一名词的几种译法，哪一个更准确。周总理这种一丝不苟的作风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他老人家经常鼓励大家为革命学好外语。他谆谆教导学外语的目的是：“宣传毛泽东思想，支援世界革命”。这十三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是多么鲜明，多么英明正确。

自那以后，那天晚上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情景时常在他脑海中浮现，每当忆起这珍贵的时刻，他总是难以抑制住热泪。

一生最怀念的兄长与领导：中国最干练的经济学家冀朝鼎

在与校史组交谈的过程中，李增德教授反复提到冀朝鼎，他说冀朝鼎是他的人生导师，是一位响当当的共产党员。自在他领导下工作后，受到耳濡目染，自己的世界观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冀朝鼎（1903-1963），山西汾阳人。其父冀贡泉曾任山西省司法厅和山西省教育厅厅长，其弟冀朝铸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他少年时勤奋好学，1916年考入清华。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在六三大宣传中被捕。1924—1941年留美求学、工作17年，1928年在芝加哥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27年在法国巴黎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回国后，被党组织派往国统区从事地下工作，1948年到北平任“华北剿总”经济处处长，是我党“潜伏的经济学家”。曾数次与傅作义商谈和平解决北平的问题。在1949年前，冀朝鼎的唯一上级就是周恩来。1949年后，冀老历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主席兼中国人民银行副董事长、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创办并主持贸促会研究室工作。曾多次率外贸代表团赴西欧访问和举办展览，被誉为“中国最干练的经济学家”。1963年8月8日，正准备出访阿尔及利亚的冀朝鼎因突发脑溢血，晕倒在办公室。次日中午去世。

李增德教授曾多年在冀老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最主要有两件事，与共和国的成长和发展密切相关：

第一件事是随团参加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冀朝鼎于1951年9月带队赴布拉格和哥本哈根，联络一些东欧国家，进行会议正式召开前的筹备工作，以确保在莫斯科经济会议上取得效果。此行有4人，除冀老外，还有中国茶叶公司经理兼农业部副部长吴学农、俄文翻译赵国英和李增德。李增德此行担任英文翻译兼秘书。抵达莫斯科后，会晤了驻苏联大使张闻天，与苏联派往筹办会议的代表工会主席尼斯特吕弗、经济学家奥斯特罗维佳若夫等人会见，然后与苏联代表团同机飞抵布拉格，与先期到达的波兰经济学家兼外交家奥斯卡朗格及夫人和法国秘书长香贝朗全家3人会面。1951年10月27—28日，李增德随中国代表团在哥本哈根参加了由21国参加的国际经济会议发起人委员会，会议由秘书长香贝朗主持。在这期间，李增德等协助冀老做了大量的宣传、组织、交流工作。经过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代表团的准备，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于1952年4月3—12日在苏联工会圆柱大厦召开，出席会议的有41个国家471名代表。大会闭幕式由我国代表团团长南汉宸主持，李增德等人协助冀老为大会作了大量工作，使得大会得以圆满结束。

第二件事是协助冀朝鼎筹备成立“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结束后，为了促进我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交往，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于1952年5月4日在北京成立。南汉宸为首届主席，冀朝鼎为秘书长。办公地址最初设在西交民巷87号，后迁西单大楼。成立之初的贸促会工作十分繁忙，李增德回忆，他们最先接待了锡兰（后称斯里兰卡）贸易代表团，并签订了香蕉大米易货协定，打开了我国贸促会的工作局面；接待如英国的48家集团、德国西门子以及各国友好人士的来访。

1961年，李增德支援安徽来到安徽财贸学院工作，后在1963年8月9日得到冀朝鼎逝世的噩耗。李增德教授评价冀老“博学多才，平易近人，风趣幽默，具有丰富的国际斗争经验和坚忍不屈随机应变的个性”；他“酷爱书法，行笔潇洒，字如其人”；他“忘我工作”、“生活朴素，烟酒不沾”；他“一切按制度办事，决不损公肥私，保持了优秀党员作风。”冀朝鼎成为李增德的人生楷模。

实现一生最大的愿望：花甲年后加入党组织

1949年后，因目睹前后中国的巨大差别，特别是见到如冀朝鼎这样共产党员后，李增德产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多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但是，由于时代背景和家庭海外关系的缘故，李增德入党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到1983年12月，年过花甲的李增德才被批准入党。老教授入党，在当时校园里乃至在社会上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当被问到为何要加入中共组织，老人说：“解放后，我虽然不是党员，但都和那些党员一样，听党的话，服从组织分配，党叫干啥就干啥。我碰到的党员都是很好的，他们一门心思工作，没有私心，个个都是冀朝鼎式的人物，所以，我想加入党组织，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粉碎四人帮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知识分子政策得到落实，1983年，在当时学校和基础部党组织领导的关怀下，鉴于李增德教授一生的表现和矢志不渝的强烈愿望，批准李增德教授加入党组织，实现他自1949年以来入党的梦想。

（三）教学育人双丰收

李增德教授知识广博、学识渊博，为人师表，硕果累累，桃李满天下，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具有为人称颂的道德风范与人格魅力。至今，在我校一些年纪稍长一点的教师或是留校学生，只要提到李增德教授，皆称老教授治学严谨，学识深广，人品高尚，虚怀若谷，胸怀坦荡，望重不骄，对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诲人不倦，都夸奖老教授的教学、业务水平一流，乐于奉献，堪称楷模。

1959年9月入学、1963年第一届毕业生闻德村先生回忆说：“李老师早年考入清华大学，毕业于西南联大，身材挺拔，颜面俊秀，很有风度。上课时板书很快，对我们学生特别好，我参加学校诗歌朗诵，李老师给我指导。有一年过春节，我因路远，没有回家，李老师让我到他家帮助包饺子，实际上我到他家后，饺子早就包好了，让我在他家吃年饭。李老师在我们学生的心目中，威信特别高。几十年后，我们同学在南京聚会，特地将李老师接到南京，邀请李老师吃饭。”

李增德教授不仅在教书育人方面取得成功，在社会地方经济社会文化服务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如他担任蚌埠市政协委员，为地方建设建言献策；利用自己的特别优势，为教师培训外语，为地方政府和科研机构翻译重要外文资料等。和他接触的社会各界人士都为老教授精湛的业务水平和优雅谦逊的人格魅力所折服。原蚌埠市农工民主党市委副主任、市政协常委郑国沁曾在一篇文章写道：“多年来，李教授还积极参加省内外各种外事和讲学活动，关心和支持我市外语和教学工作，为促进我市的外语教学做出了突出贡献。蚌埠市演达外语学校创办以来，李老作为学校顾问，多年来始终关心着学校的发展，并给予很多方面的帮助。”“我与李老相识多年，过往甚密，可谓忘年交。先生的广博学识、道德风范及人格魅力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与先生的交往中，无论是日常的交谈，还是学术上的探讨与求教，都让我经常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和学识上的充实。”

（四）延年益寿“三三制”

李增德教授是个健康老人，由于他是新中国后1952年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中国代表团工作的前辈，和随后成立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首批元老之一，晚年还发表过有关回忆文章，引起了清华大学附中校友会的重视，有关方面派人专访了李教授，介绍他晚年生活身体境况的文章，发表在清华附中校友网上。我们也请他谈谈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养生之道，老教授说，主要是实行“三三制”：

在日常生活方面注意三件事：一是每天要用脑，加强脑力活动，认为人健康，首先要健脑，健脑也不是乱用脑，要避免想一些额外的东西，要专注想自己关注的问题；二是保持和海内外人士的通信往来，过去用手写信，现在用电脑写，通过写信和人交流，这样就和世界保持着联系，不落后时代；三是保持耳聪目明，他笑着说，现在耳朵好，得益于他年轻时当翻译，现在眼睛虽有点小恙，但不影响看电视、看书，他十分注意保养眼睛，如他现在每天上网就控制在1个小时左右，不让电脑屏幕伤害眼睛。

在养生方面，他说也很简单，自己在这方面也不刻意，但自己坚持做到的三点：一是保持生活起居有规律，早起早睡；二是饭食总量不吃太多，他还幽默地说，在吃的方面要注意“黄金搭档”，也就是多吃水果、蔬菜，少吃肉类；三是注意锻炼，李老锻炼的方式主要是走路，认为走路确实最好的运动，至少对老年人是如此，走路以外就是揉腿，人老腿先老，防老先防腿老。

除了李增德教授自己说的以外，我们还注意到，李老的健康与他自己达观的人生态度是分不开的，来自于他强大内心的自我调节能力和修养的炉火纯青；还与他两个儿子的孝顺和周到的照顾分不开的。老伴梁妙如于2004年在广州去世，此后李老或是独居学校所在地蚌埠，或是去广州与小儿子一家团聚。2006年，89岁高龄的李老远赴加拿大多伦多，与大儿子一家小住数月。现在，他在气候温暖的广州与小儿子一家同住，安度晚年。

李教授今年98岁高龄，看起来不过70岁左右，他老人家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耳聪目明，行走自如，老当益壮，真正是个健康老人，可谓大德修身，大福长寿！

横看成岭侧成峰，雅德学识总其成。衷心祝愿李教授生活愉快，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附录：李增德教授代表性译著

汉译英代表作：

《从必须改革“复制古董、冻结技术进步”的设备管理制度谈起》，经济学家孙冶方著，刊于《中国年鉴》，香港英文版，1981年；

《中国产业结构》，孙尚清、陈胜昌著，1981年；

《中国人民群众参加科学教育文化事业概况、前景和经验》，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稿，4万字，由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印发,1982年；

《青海——中国的聚宝盆》，新华社香港分社文稿，1984年；

《中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问题》，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国光在香港讲话稿，1987年；

《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许涤新、吴承明著，30万字，英国麦克米伦出版社出版，1990年。

英译汉代表作：

《租赁》，中国物质出版社，1984年；

《匈牙利的物价改革》，载《安徽财贸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

《对中国输出工厂及成套设备的融通资金问题》，载《中国贸易译丛》，1980年12月；

《乔·罗宾逊的经济增长理论》，载《经济学译丛》，1980年第3期；

《英汉对照合作经济管理词汇》，1992年受联合国国际劳工司委委托，中国商业出版社，1992年；

《西方中世纪经济思想资料选辑》，合译，商务印书馆出版，1998年。

（校史编辑室供稿，曹天生、朱春生、孙涛、时大银调研，曹天生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