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闻德村，男，1959年—1963年在安徽财贸学院国外贸易专业学习，曾就职于内蒙古自治区外贸局、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内蒙古自治区纪委。
李增德老师是1960年从北京调来安徽的，他一开始教授我校国外贸易班专业英语。李老师是1917年出生，我是1937年出生，他整整大我20岁。那时，我们学校还在合肥老校址，没有迁往蚌埠。说来现在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安财是当时安徽省各大院校师资队伍中教授、高讲、博士等高级职称最密集的院校，论师资力量没有哪一所高校能比得过我们。那时学生们都知道，当时在省各行政事业单位和大专院校中，安财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是最高的。多数教授和讲师都是解放前从教的，很多是留学英美法的，有的教师还曾经在西南联大任过教。李老师的到来，更加重了安财师资的分量。当时的学校校舍仅是银行学校留下的旧院落，可是李增德老师从北京中国贸促会调来，却没有任何怨言，很快投入到教学工作中去，站到讲台上，一遍又一遍地、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讲授英语。班上只有我一个人是从全国统考中被录取来的学生。我与班上其他同学不一样的是，大家都是南方人，在中学时都学过英语。唯独我一个人是北方人，来自黑龙江，初、高中学的都是俄语。毫无疑问，我就成了李增德老师一个甩不掉的包袱。也正是这个原因，让我跟李老师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我是在全国统考中报考“特殊专业”（外交和外贸专业）的。在全国省级财经院校中，只有安徽财贸学院国外贸易专业在全国通考中录取新生，结果我被录取了。其实我的外语水平也不能说是最差的，我从小就和俄罗斯孩子在一起，中学时俄语又是苏联老师教的。我的俄语会话，用南京考场口试主考老师的话说，我的外语水平是最棒的。用当时学院党委宣传部王部长的话说，我是外语高分数被录取的。但在李老师班上，我的英语发音一直是俄语味，怎么也矫正不过来，英语水平当时在班上可以说是最差的。
在校时，李老师不仅是我们的良师，也是我们的益友。他今年已是103岁高龄，但那时他还不到五十岁，和那些六七十岁的老牌教授们相比，还是一位年轻教师，精力充沛、风度翩翩，给学生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班上没有人知道，他曾经给周恩来总理和郭沫若先生当过翻译，更没有人知道他就是中国对外贸易促进会的七位元老之一。只是从他儒雅的气度和日常待人接物中，读出了他的可贵品格。他时刻关爱着我们班上的每一位同学，同学们也都非常敬重他。我们班的同学，都非常愿意去他家里看各国友人赠送的那些小物件，更愿意听他与各国友人的故事……
最让我忘不掉的是那一年放寒假，几乎班上所有同学都回家了。我畏惧东北气候严寒没有回家，留在学校里。过年了，李老师去宿舍里喊我，说让我帮他的忙，去他家里帮他包饺子……结果我一到他家，李老师爱人梁妙茹老师早已把热腾腾的饺子端上桌面了。那时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人们的吃食都还不富余，能让一个学生去家里吃顿饺子，该是何等关爱啊！此事让我永生难忘。但更让我忘不掉的是他对我学习上的关怀和帮助。说我是他的“包袱”，一点也不假。我一个只学过俄语、没有学过一点英语的人，在以英语为主修课的国外贸易专业班里上专业英语课，能让我这种程度的学生顺利毕业，学习成绩由将近“及格”达到“良好”，老师要费多大心血不是可想而知吗？课堂上，他经常让我读课文，矫正我的发音。课后还不厌其烦地给我指点，反复教给我英语发音，使我英语成绩得到很大的提高。1962年我们全班同学在上海外滩毕业实习，取得圆满成功，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那时，上海外滩的所有外贸单位几乎都是我们安财国外贸易班的同学。从上海的各个进出口公司，到上海海关、商检、外运等外贸管理机构，很多都是我们班的人。外贸专业英语，成了我们最拿手的武器。李增德老师教给我们的知识，派上了大用途。实习之后，我班得到了上海外贸局和各实习单位的好评。他们一致认为，我们学校学生的英语能力要好于北京外贸学院的学生，这和李老师的谆谆教导是分不开的。
毕业之初，我被分配到内蒙古自治区对外贸易局工作。局里只有我一个人分管全自治区的海关、商检、外运和进口业务，同时还分管边境小额贸易（简称边贸）。当时全国最大的两个陆路口岸满洲里、二连浩特口岸都在内蒙古，我的外语特别是英语派上了用途。毕业刚刚一年，我因为应用外贸英语知识成功地解决了包头叙利亚原棉进口争端，受到内蒙领导的重视，被调到内蒙政府办公厅工作。其后，我任《北疆信息报》主编、中国信息协会理事。有一次我借在南京参加协会理事会的机会，专程回母校探望了李老师和当时的校领导。这是我和李老师阔别二十八年之后的第一次重逢。我在蚌埠入住的宾馆里，宴请了李增德老师和当时担任校领导的我的老同学，还特意邀请了师母梁妙茹老师。当时梁老师因故没能如邀前往。后来我得知她老人家离世，在我心中留下了永久的遗憾。再后来，在行政部门分流人员时，我又带领部分行政分流下来的人员，走出机关办公室，任内蒙古北信国际贸易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在出访莫斯科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给李老师写一封信。因为他事先嘱咐过我，让我去莫斯科以后一定要到莫斯科大戏院去看看，那里留有他年轻时访问莫斯科的情景，我都照办了。回国之后，他又把他和梁老师在南京中山陵的合影寄给了我，我保留至今。
2015年，我南游两万里，专程去到蚌埠，用五天的时间访问母校。这时安徽财经大学正值暑假，所有校区都空空荡荡，除了门房值班人员以外，院落里很少有人走动。我在校园流连多时，当我来到交通路母校旧址的时候，远处走来一位老人，和我记忆中的李增德老师一模一样。我高兴地向他奔去，说：“你是李老师吧？”他回答：“不是，我不是李老师，都说我和他长得很像。”还说：“你要找李老师吗？他已经被他儿子接去广州了，我有他的电话，也常和他电话联系。”顺便把李老师家的电话告了我。这真让我喜出望外，总算是有了联系线索！回到家里，我马上给李老师打去了电话。时隔多年，总算是和李老师又联系上了。在电话里，我们几乎无所不谈，谈到了母校，谈到了母校的老师和同学，谈到了母校的变迁……让我感慨万千！2017年在他百岁诞辰之时，我专程飞去了广州，为他老人家祝寿。当时我就住在他们“颐福居”养老院里。几天的交流，我们好像又回到了从前——回到教室里，回到母校的校园里……就好像时光的隧道已为我们敞开，幸福感由然而生。
现在我与李老师之间经常保持着微信和电话联系，几乎每天都在交流。祝李老师健康长寿、平安幸福！愿我们生命不息、步履不停！
（撰稿：安徽财贸学院国外贸易专业1963届毕业生 闻德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