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一位平凡的农民。有着农民特有的勤劳、俭朴、诚实的品格。他的一个个真实往事，虽已过去很多年，却依然清晰、完整地存储于我的记忆库。每每点点滴滴翻出来回味，感觉是亦酸亦苦亦甜亦动情。
他助人为乐
父亲助人为乐、忠厚善良、心灵手巧。
在我的记忆里，他在村子里，像是村民的天气预报顾问。他熟记并验证很多气象谚语。左邻右舍，播种作物、晾晒食粮、修缮房屋、走亲访友……都来问问天气如何。
父亲在我心目中是了不起的果农师。他会扦插樱桃树、石榴树；嫁接桃树、梨树、柿树。能把一棵桃树上，嫁接上红白两种桃枝；使一棵桃树上，结出两种不同颜色的，又甜又大的桃子。他还给全村每户都送去果树苗，让其房前屋后、园地里都栽上果树。
因此，整个村庄，春暖花开桃红梨白。春有小樱桃，夏有大甜桃，秋有脆梨，冬有甜柿。吃不完还可以拿到集上换钱，贴补家用。“金丸珠弹腊樱桃，红绽黄肥熟梅子”。家家都有的水果，当零食吃，村童们再也不会偷摘别人家的了。
他把本是劈柴料的槐树根，修修砍砍，凿个榫眼，装上木柄，制成一个榔头，供全村人使用。
父亲不仅是庄稼活的行家里手。他还用穷办法，把日子打理得有滋有味。他别出心裁，把门前槐树的冠，编成一个硕大的伞型，可防晒避雨。还在树下垒砌一个土饭台，用麦秸编几个鼓型草墩当座凳。全家人就可以“高桌子矮板凳”，坐着吃饭，乘凉。村民们夸赞、效仿。近邻沾光，享受天然空调。
一双长满老茧的手，不仅扶犁掌耙割锄，还能扎出美丽无比的灯笼。每逢过年，父亲给我扎的灯笼总是与众不同。马年扎走马灯，兔年就扎兔子灯。把兔灯装上4只小木轱辘，可以拉着走，两只夸张的大耳朵摇摇晃晃。童伴们都羡慕极了。
难忘的白馍
父亲的勤劳，在村里是出了名的。他干活从不马虎，做公活也是认真不惜力。因此，被公社评为1959年度劳动模范。1960年初，到县城出席劳模大会。会址是在县城西关红学堂旧址。得知父亲进城开劳模会，我感到特别自豪。午饭后，便从位于县城南关的中学，到会址去看他。
只见参会人员的住处，是空荡荡的大房子，屋里地上铺满厚厚的干麦草。靠墙边是每个人自带的被子卷，多数人的被子都有补丁。会议的伙食跟我们学生一样：自带碗筷，六个人一组。每组一只尺把高的鼓形饭桶，装着红芋面粉熬的黑糊稀饭。一个瓦盆装着六个馍。馍也是红芋面粉蒸的，又黑又软。馍的下面是下饭菜。
会议结束那天午后，父亲来学校找我。他从长衫大襟兜里,掏出一个白馍让我吃。说今天会开完了，加餐，一人加一个白馍。
那个白馍，我也没舍得吃，藏在枕头边的衣服里，打算星期天带回家给我妈吃。结果，不翼而飞了。
家乡闭塞贫困,时常饥肠辘辘。平时连红薯面饼子都吃不上。吃上一顿黑面馍就等于加餐。白面馍是只在收麦时和好年景的春节，才能吃得到的精贵食品。
小时候，总盼着父亲去赶集。父亲只要上集，就会给我买一个白馍。那是最好的美食。我舍不得大口吃。就用牙尖一点一点咬着吃，不知不觉就吃完了。一次父亲从集上回来，对我说：“今天给你买个‘高庄馍’。”就是瘦高一点的白馒头。
我为了让父母吃上一口，总逼着“起个头”后我才吃。我让他“起个头”，他不肯。我说：“你要是不先起个头，我就不吃。”我故意噘着嘴等待。父亲只好用门牙咬一点点，说：“好吃，好了，我吃过了，你吃吧！”那白馍的香气直朝鼻子里钻。比现今的披萨、冰淇淋要好吃百倍！
机智藏匿救命粮
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大修水利，实行军事化。男女社员分别集中住在两个村子，吃大食堂。曰：“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我老家地处偏僻，吃食堂比其他区乡稍晚些。当时家家户户都必须砸锅炼钢，把家里的粮食统统交到食堂去，家里是不准冒烟的。社员们听说吃食堂很难吃饱，便都偷偷或多或少藏匿点粮食。
在砸锅、交粮的前几日，父亲动脑筋，让我妈连夜缝制七八个小布袋，每个布袋可装三五斤粮食。有黄豆、红芋渣、红芋干、豇豆、绿豆、豌豆等。在夜深人静时，他把装满粮食的布袋，拿到园地边猪圈里。废弃的猪圈低矮破旧。
他把粮袋塞进猪圈里的一个个窗洞里，用干草堵住，再用泥巴糊平。然后，又抓住狗的两只前腿，让狗的蹄爪在新糊的泥墙上抓出一些蹄印抓痕，抹上一些柴草垃圾之类。制旧伪装，以迷惑搜粮人的眼。
那些村际交换的队长，个个像凶神恶煞，没有丝毫情面。家乡吃食堂不久，人们便开始饿肚子了。队长就带着村干部挨家搜粮食。有人把红芋渣藏在被窝里，有人把豇豆装在坛子里埋在地下……统统被搜走。我的六太奶把几斤绿豆揣藏在怀里，也被搜去了。她是俺们村第一个因“浮肿病”死去的人。队长不信我家没藏点粮食。在我家甚至撅地三尺；都没搜到一粒粮食。那几十斤粮食，后来救活了几家，十多口人的性命。
竭力供女儿上学
父亲不识字但识理。知好识歹，毫不含糊。
1963年，我中专毕业，学校推荐我参加高考。我报志愿是看着地图、量着比例尺选个离家近的大学，以省路费。
被录取后，由于家徒四壁。我犹豫是工作还是继续上学。父亲则毫不犹豫支持我上大学。他铿锵有力地说：“去上大学！刘老师（我的初小老师）都说‘人家想上考不上。考上了砸锅卖铁也得让孩子去上’。再苦几年就苦几年！”
为凑上学费用，把仅有的一棵小树卖掉换钱，以解燃眉之急。大炼钢铁时，树都砍光了。草屋后，有棵茶杯粗、七尺高的楝树。父亲对一个村民说：“听说你要一个红芋窖的竖梁，我有一棵楝树，你看看够不够料？”那人看过后说：“长短粗细都正好，你放倒吧。”那人拿来2元钱，是“备钱你收”的意思。俩人推让一番，父亲收了他一块六。比拿到集市上少卖2角钱。虽然一贫如洗，父亲还是要谦让。
为了供我上学，妈妈发髻上的瓒子、翠针、银叉，都卖了。父亲每提起那卖嫁饰翠绿簪子事，还挺难过、惋惜。
人生在关键处往往只有几步，这几步对一个人的成长至关重要。我的父亲，不能像有钱人那样潇洒地掏出厚厚一叠票子，但是他对子女的爱倾心倾力、更显得细腻而动人。
1963年夏，江淮大地先旱后涝，气温奇高。高校开学，离家那天，父亲发疟疾发高烧，躺在树荫下的芦席上。脸庞烧得通红，满含泪水，用不疾不徐低弱的语调对我说：“要不是爬不起来，可给你担行李，送你上城。”船站在县城，离家三十多里路。我用力忍住眼泪。
这幕情景，一直清晰地定格在我的记忆深处。时不时忆起，仍禁不住鼻子酸酸的，眼圈发热。至今犹记父亲那张泪水模糊的脸,那是多种情感交织在一起的复杂表情。我背着被服行李，转身离开，泪水忍不住夺眶而出。
我去上学后，亲戚邻居们听说我又去上学了，非常不理解。村子里与我大小差不多的女孩们，都嫁了婆家、做了母亲。没见过二十来岁的闺女还上啥学的。
善良的老父，勤劳一生，年近九旬，无疾而终。我最痛心的是未能为老父送终！这是此生无法弥补的憾事！
1996年国庆节，我回老家看望父母，二老都很好。当月中旬我去长沙开会。29日夜里，从来不失眠的我，一直翻来覆去整夜未能入眠。天刚亮接到老家的电话，说父亲病了。我立刻购机票，飞到合肥，赶回老家，父亲已长眠于土。再也看不到我的父亲了！
那个整夜辗转反侧、不能入寐的时刻，正是慈祥的老父亲辞世的夜晚啊！叩祝天堂里的父亲：节日快乐！
作者简介
徐恩芳，自幼酷爱文学。先后任安徽财经大学会计学副教授、安徽华安会计师事务所副所长，系中国注册会计师、硕士生导师。曾出版《会计学原理》（安徽人民出版社）、《工业会计学新编》（中国金融出版社）和《乡镇企业实用审计》（中国妇女出版社）等五部教材；并相继在报刊发表散文、特写等文学作品40余篇。近年来克服年老体衰的困苦，在轮椅上坚持文学创作，常有讴歌时代精神、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字见诸网络平台。